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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7版: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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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大裁军

2018年11月9日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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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新

人武部移交地方

1985年4月,分区党委研究决定,让我到普定县人武部任政工科长(正营级)。因为孩子还不满3岁,爱人在虹机厂生产计划科上班,工作较忙,孩子没人照料,我实在是不想去。

分区首长找我谈话,肯定了我在分区工作的成绩,也谈到我在机关任副营职干事已有3年,不到武装部任职,在机关没有晋升职位,再说到武装部熟悉点基层情况,对以后的工作更为有利。还说考虑到我家庭的实际情况,下去的时间不会长,过渡一下就调回分区机关。

分区领导推心置腹的谈话令我很感动,五一节刚过,我就到普定武装部报到履职。为了不辜负分区党委的信任与培养,到了普定,自然得全身心投入新工作,烧好“三把火”。武装部组织民兵在县里集中训练,我给民兵上政治课,不用讲稿,拟几个要点就上台,收放自如,点面结合,民兵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爆出阵阵笑声掌声。晚上熄灯号响过,我要去逐个房间看看有没有按时就寝。午夜,我要起来去查铺查哨,看看小青年们睡得香不香,哨位有没有漏岗。训练结束进行政治考核,编写考核题纲刻印给民兵们复习,并进行辅导讲解,保证了考核全员合格。军事考核虽然归军事科管,我也主动去协助,队列、射击、投弹训练和考核,我跟小青年们一起摸爬滚打,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训练场。

那个时候每年征兵之前有一个预征,我和同事们一起跑遍了全县所有乡镇,对预征对象逐个认真审定。为和乡镇武装部的同志加深感情,我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米酒或包谷酒),大口吃肉,一醉方休。

在下乡的过程中,我不忘收集一些民兵带头致富的典型事,及时写成稿件寄出,在《云贵民兵》《贵州日报》等报刊均有刊用,使普定武装部的新闻报道采用率在全分区所属各武装部中名列前茅。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分区领导来普定,我陪同到猫洞乡了解民兵在发展乡镇企业中发挥突击作用的情况。该乡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小煤窑发展很快,采煤业又带动了运输业的发展,但为了抢运力、抢好煤,时常发生一些无序竞争引发的矛盾。为营造乡镇企业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乡政府出面多次协调,使采煤和运输都得到了有序健康发展。当时全省上下都在鼓励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政府该做些什么,我觉得猫洞乡的做法值得写写,于是我利用吃中饭的时间作了一些采访,晚上回来后写了一篇《乡政府牵线搭桥,煤老板车老板喜结良缘》寄往贵州日报,很快被贵州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发。分区领导和武装部的同志见到报纸后,说没想到在猫洞一个座谈会,一个午餐时间,我就有了这样的新闻稿件见报,夸我是个“有心人”。

我到普定才几个月,“三把火”烧得正旺之时,这年的10月,传来了县(市)人武部要划归地方建制的消息。说百万裁军数字不够,全国县(市)武装部将集体退出现役,移交地方。1986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县(市)人民武装部交接工作的通知》正式下发,当年底,移交工作全部完成。我们家在安顺的几个干部,经批准不参加移交,列为待分配人员另行安排。

是不是人算不如天算,大裁军的命运之神再次光顾于我,我的军旅生活又来到了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十字路口。

到地方帮助工作

1985年5月我从分区下到县人武部,当年6月昆明军区机关撤销,在军区纪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主持工作(副师职)的林忠兄在选择去向时,选择了回安顺,于是平级到安顺军分区任副政委。之后人武部移交地方,该我选择。考虑到林忠兄已到分区任职,弟兄俩都在分区不便开展工作,我选择了转业地方。

事有凑巧。正在我寻找转业去向的当口,一天,地区民政局的车局长来到普定人武部,他笑着对我说:“去我那里吧,给你当个办公室副主任”。

我与车局长算是“校友”,早就相识。那是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提出林校要办在林区,省农学院林学系单列出来到贵州著名的“杉木城”黔东南锦屏县办起了“林大”。车局长是四川人,高中毕业后考入“锦屏林大”,毕业后分配到安顺。三年困难时期,林大改为中专,我1965年初中毕业考入“锦屏林校”,虽然我与车局长学历不同,但我们都有共同的校园,都有共同的校长和老师,所以也称“校友”。

有车局长这样的“学长”信任,我义无反顾决定就转业去地区民政局。1986年底人武部移交地方工作结束,我回分区等待转业。车局长见我闲着无事,就要我到民政局退伍军人优抚安置科先行帮助工作,早些熟悉了解民政工作,还聘我为《贵州民政》杂志特约通讯员。这样,我还未正式转业就到民政局上班了。

民政工作有许多与分区工作相通。比如:每年一度的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分区和县(市)人武部要积极配合;军人在服役期间接受一些技术培训,复员后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充分施展才干的“军地两用人才”工作,部队和民政部门也要相互配合;农村老退伍军人的慰问,军烈属的慰问,伤残军人的特殊安置,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军队退休干部要建干休所,也归民政管理;八十年代就开始的农村“扶贫”是民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军分区系统组织民兵带头致富、扶贫帮困的一项重头戏等。所有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并不生疏,到民政局上班后,我很快就进入情况,还算得心应手。

在地区民政局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为局里写各类工作总结、报告,写“军地两用人才”的典型,写民兵带头致富、扶贫帮困的典型,在军队和地方有关刊物上进行宣传。在下乡工作中,我了解到一些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事迹很感人,建议局里自办了一个《安顺英烈》刊物,我采写编发了几期反响很好,分管民政的行署领导高兴地为刊物题写了刊名。

正当我已安心热爱民政工作,就等转业命令早些下来办理正式转业手续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不批准我的转业要求,我被选择地又回到了分区政治部。

大裁军后的军分区

1986年底,林忠兄调到昆明陆军学院,离开了安顺。原昆明军区干部部部长黄光荣(后升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少将)到军分区任政委,贵州省军区干部处长王奇禄(后升任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到安顺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这两位领导做干部工作出身,很会做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找我谈话,劝说也是命令,我的转业要求未获批准。1987年我离开民政局回到分区政治部。此时,县(市)人武部已完成改归地方,分区机关也完成了机构精简,全军“百万大裁军”业已结束。

回分区后,1988年5月,我晋升为副团职。8月全军正式恢复军衔制,我被授予中校军衔。穿上崭新的“马裤呢”军装,佩戴双杠双星的肩章,着实平添了不少兴奋和自豪。此时我也深深感谢政委、主任两位首长执意要我继续留在部队的良苦用心。

八十年代的官场还风清气正,没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之说。对领导的关心组织的培养所怀的感恩就是努力工作,做出业绩。分区机关在精简机构后,人员编制大幅度削减,以前分区政治部有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秘书、群工等6个科,精简后这些科全部撤销,每个科只剩一名干事。为方便管理,内部分为两个口,叫“组织口”“宣传口”。我担任了宣传口的负责人。政治部只设主任,不设副主任,主任带着6名干事要承担精简之前二十多名人员干的工作。

机构人员大幅度削减了,但文山会海的风气还尚存,大量的文字材料加班加点有时都赶不了趟,我常常写材料通宵达旦。主任到贵阳开会,还要我临时负责部里的工作,忙得很辛苦还“有苦难言”。我想人生难有几回搏,年轻时苦点累点没啥。辛苦也有欣慰,我所分管的宣传工作在省军区系统还算出色。我被《西南民兵》杂志聘为特约记者,基本每期杂志都有稿件发表。1991年抗洪抢险,平坝县有位工厂民兵在抢险中被洪水卷走光荣献身,我第一时间到其牺牲地和其家中采访,整理完上报的典型事迹材料之后,又写新闻稿,相继被成都军区《战旗报》、《西南民兵》杂志采用,还写了一篇记实文学《这娃》,被《解放军文艺》采用。这一重大典型的宣传,在省军区系统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分区机关的大精简给干部的正常晋升带来了极大的限制。精简前,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内设科,科长是副团职,上面有副参谋长、副主任是正团职,参谋长、主任是副师职。加上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前,每个县人武部至少有政委、部长两名正团,副政委、副部长两名副团。因此分区机关的干部晋升的空间相当大。精简之后整个分区现役干部只有一名后勤部长为正团,我在政治部任副团职因没有正团阶梯,职务已属“到顶”。

从1988年到1992年,我任副团职已四年多,往上已无晋升的职位,如继续留下,还将影响下面的同事晋升。至此,政委、主任对我想转业的打算也深表理解并亲自出面找地委领导联系我转业的单位。于是我于1992年转业,结束了22年的军旅生活。

转业后我在地委办公室工作了两年,1994年到安顺日报社当副社长、副总编、副书记,1998年任总编辑,地改市后任了一届市委候补委员,2003年调市委宣传部任第一副部长,2006年任常务副部长,直至2010年退休。这些已不属本文所述军队大裁军范畴。只是想到部队的截军和精简机构,看看当下地方机关的重叠和臃肿状况,是否也会有一天要用“革命的方法”也进行一次大精简呢?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在过程中我们可以拥有一些东西,但最终并不能带走它”。我借一位哲人的这句话结束我的这篇拙文,也与喜欢的读者共勉。

安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