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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大裁军

2018年10月12日第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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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新

2015年9月3日,北京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阅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阅兵讲话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第十一次裁军。

裁军对世界而言,是和平的象征。但对军人而言,则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次个人前途的选择与被选择,更是一次正确取舍个人利益的严峻考验。

在我二十二年的军旅生活中,我经历了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的裁撤。

有幸调到安顺军分区后,又经历了昆明军区撤销、军分区大精简和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战友们戏称我是个“有故事”的人,因此,借《老兵札记》栏目,聊聊我所经历的那些大裁军的事。

裁军与扩军

要说清大裁军,还得先说说大扩军。我军的每次大裁军,之前往往都曾有一次大扩军。

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军总兵力从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更是发展壮大,至新中国成立时,总兵力达到550万。解放战争结束了,我军迎来了第一次大裁军,裁员150万,总兵力减至400万。

这次裁军刚进尾声,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7月,全国开始战争动员,补充兵员,部队从400万迅速扩到627.9万,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自愿军入朝作战。战争打了一年,到1951年10月,战事到了相对平稳的对峙局面。1952年1月,毛泽东主席批准我军的《军事整编计划》,部队第二次大裁军序幕拉开。至当年10月底,全军共精简19个军,37个师,总员额减至420万。1953年朝鲜停战,总兵员再减至406万,与解放战争结束第一次裁员后的总兵力基本持平。此后又经过1955年、1957年两次大裁军,部队员额再减至250万。此后,我军走上了实行军衔制和义务兵役制的和平时期建军道路。

这四次大裁军,数百万曾经历战争考验、血染沙场的军人,或解甲归田复员回乡,或成建制开赴边疆改成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之旅。在此,笔者不得不向这些老军人老前辈表示深深的敬意。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文革”爆发,战争气氛越来越浓。部队对外要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核战争。对内要“三支两军”,派出人员支持“革命左派”,组建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全军又迎来了大扩军。到1974年底,全军总员额扩至610万,达到历史最高峰。部队不仅兵员体量大,而且组织编制混乱,机构臃肿。因部队干部到地方“支左”,营区又建一套班子,俗称“双班子”,从而形成全军干部严重超编,据现在解密数据,至1974年底全军有干部152.6万,超编46.7万,官兵比例达到1:2.45。

面对这样的局面,邓小平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精简整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干部、机构。精简整编,要搞革命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于是,部队“采取革命性的行动”精简整编,裁减员额。经过1980、1982、1984、1985年四次大裁军,到1996年全军员额减至319.9万。这期间,又是数百万军人复员转业,走上不同的人生旅途。他们当中,有不少复员回到农村的,或到企业经历企业改制“下岗”的,不同程度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处境。为了给退役军人排忧解难,重塑军人的社会地位,党的十九大后,在国家推进机构改革,精简机构的大背景下,新成立了“退伍军人事务部”,这真是退伍军人的一大福音,也是国家军队建设的大福音。

扩军与裁军,是战争与和平发展环境的不同需要。但无论是从军和退役,作为军人都要做出奉献。我们应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崇高品质和精神点赞,没有军人的奉献和牺牲,就没有国家的精兵之路,强军之梦。

铁道兵的扩与撤

铁道兵部队成立于1949年5月,前身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护路军,仅3个团的兵力。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入朝作战和朝鲜战争结束后国家铁路建设的需要,铁道兵部队进行扩编,但规模并不大,到1964年时才扩到14.4万人。但此后随着国家多条铁路建设上马,到我入伍的1970年,铁道兵总兵员已达到43万人。

我入伍在北京铁道兵十二师。该师于1965年北京开工建设我国第一条地下铁道时组建。我们入伍后,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已建成通车,二期工程刚开工,为适应地铁工程建设的的需要,此时又组建了北京铁路兵第十五师。由于铁道兵部队的扩编完全是为了修建铁路,在军队裁军的大背景下,铁道兵走向裁减撤销也就成了早晚的事了。

1975年6月,全军第五次大裁军开始,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只保留14万人。这个决定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争论很大,没有完全裁减到位,但我们铁十二十五两个师还是在1975年底整体脱离铁道兵,改编为基建工程兵。

这次改编虽然还穿着军装,人员编制也没有大的变化,但心里觉得这兵当得越来越没有“兵味”了。你看,军队设置历来是军、师、团、营、连,可现在师改叫“支队”,团叫“大队”,营叫“区队”,连叫“中队”,听起来就觉得别扭。因此,平时我们还是习惯性称呼师团营连,只是在行文或写信的时候才使用新番号新代号。还有,承担的地铁工程已接近收尾,任务逐渐转为修建北京城市楼房,虽然是北京首次开建的单元式楼房,但与作为首都重大战备工程的地铁相比,我们的光荣感难免有了失落,觉得像“穿着军装的工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再有,基建工程兵实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实际是国家建委直接领导,时任国家建委主任李人林任兵部主任(这是我军一个兵种不称司令员而称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兵部政委,两位主要领导都不着军装。

最为核心的一点是基建工程兵经费不由国防费开支,需要从承担工程的项目经费中解决,叫“自负盈亏”。因此,部队在地铁工程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还要广揽地面市政工程项目,称为“找米下锅”。为了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多创利润,部队千方百计调动全体官兵的积极性,在地方企业准备恢复奖金制度时,我们部队也层层开展经济核算,着手奖金制度试点。那时我在支队(师)政治部组织科,被抽参加支队组织的奖金试点工作组,到正在承建支队机关办公大楼(建成后被作为兵部机关大楼,支队大楼又重新选址另建)的施工连队进行奖金制度试点。在试点中我们开始学习“定额管理”等相关知识,为超额完成任务的连队和战士计发超产奖金。记得有的战士在第一次发奖金时,不愿意去领,说当兵打仗,流血牺牲都不讲条件,那有多干点活就要钱的道理。经过动员说服,一些领了奖金的战士,把奖金买成日常生活用品又分给同班战友。现在想起这些事,仍不由心中为这些可敬可爱的战友赞叹!

安顺日报